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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谈中美贸易战暂时缓和,字字珠玑,教科书级

八、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和大选期间的“初心”

 

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各国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和生产率,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贸易中受益。但是,国际贸易具有极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所得对出口部门有利,但将使得进口部门受损。以美国为例,在国际贸易中美国整体受益,支撑了高消费模式,但是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十分明显,在全球化中,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较优势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低端)受损,因此从2016年选战可以看到,硅谷和华尔街反对特朗普,而“铁锈州”支持。

 

“铁锈州”失落的工人投票给特朗普逆袭总统,而不是东部的华尔街和西部的硅谷。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胜选后特朗普政策框架核心开始明确细节并着手实施,比如签署税改法案、加快加息节奏、收紧移民政策、对中日欧全面开打贸易战等。

 

我们在《如果希拉里or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策分歧及影响》《特朗普逆袭:这是“沉默大多数”对精英主义的胜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传递出的时代信号》《特朗普政策效果展望》《特朗普税改》等文章中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了特朗普大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及其后续推进。

 

1、财税政策:特朗普倡导减少政府开支,如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和停止政府部门的新员工招聘。特朗普财政政策的另一核心是减税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同时加大基建投资刺激经济。


2、货币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带来的扭曲。


3、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更为激进,为保护传统产业,他一直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议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并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


4、金融监管:特朗普认为应该放松金融监管,建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5、移民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偏极端,他宣称当选后会在墨西哥边境筑墙,并驱逐1100万的非法移民。


6、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政策立场强硬。特朗普经常批评中国,将美国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崛起。他曾表示,当选后将加强美在东海、南海的军力部署,威慑中国。

 

九、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诉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让美国再强大”,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1、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


2、特朗普政府四面开战,在外部提高关税,在内部大幅减税,这两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资本回流和“再制造化”,进而实现“让美国再强大”。


3、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和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4、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5、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以不断满足美国花样百出的诉求。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双方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从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十、与流行的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很快会结束不同,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1、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80年代日本不同,中国不会拿核心利益作交换。

 

2、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美国和中国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业,展现了中国新经济的勃勃生机。据CB Insight数据统计显示,从2011年至2018年11月,全球共有291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40家,占48.1%;中国紧随其后,共83家占28.5%;并列排名第三位的为英国和印度,均有14家。

 

3、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工程师人数逐步上升,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中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4、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并且进军高科技,中美产业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性逐步增强。


5、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十一、未来沙盘推演


1、短期从对抗走向缓和,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中美开启的90天谈判可能就结构性改革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将难以满足美方要求,贸易战打打停停,只会缓和不会结束。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好特朗普如5月份一样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的准备。


2、中期看,决定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有三个重要变量和关键节点:一是2020年总统大选,二是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和美股回调的速度,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2020年总统大选在2019年下半年启动,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将再度成为候选人赢取选票的策略。特朗普短期需要应对来自民主党的压力,在内政持续受阻后可能转向外交发力,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


3、长期看,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

 

我方应对:

1、联合东盟、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与欧盟、日韩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自贸区谈判,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

 

2、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3、前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而应往形成改革开放共识的方向引导,冷静深入思考。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和要素市场化、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去杠杆行至中盘、转入稳杠杆,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宏观政策要放水养鱼,与民休息,轻徭役重民利;微观企业要广积粮,缓称王,度过金融形势的冬天。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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